“我要去医学院,附属医院。牌子我看不见。您给我说说,怎么走。”
老人坐直了。梁棠把脸侧过去,对着他,等着。
“人民路上车,一号线,往中山路方向,一站。”他说得又快又熟,像念一封信上的地址,“中山路下车,往前走到头,进换乘通道。通道里有导盲带,你顺着走。走到岔口——”
他的手在半空里比画着,往左一拐。拐到一半,停住了。
“……往右。岔口往右。牌子写着呢,换乘二号线,往医学院,往右。”
那只手又挪到右边去,挪得很迟,半路还停了一下。
“往右,刷卡,上车,坐五站,七八分钟,医学院。出站上台阶,就是附属医院的后门。从我家门口到她床头,四十分钟,我掐过表。”
“您常走?”
“走了一年多,天天走。我姓徐,徐德厚,退休前是邮递员,干了三十二年。这城里的门牌号,我挨家挨户送过。”
他把保温桶往怀里拢了拢。
“我老伴在那边住院,康复科。前年中风,半边身子不能动。医院的饭她嫌淡,就吃我熬的小米粥,放一点点红糖。我晚上坐末班车送过去,她要趁着温乎喝,一口一口喝到碗底见了红糖,才肯合眼。”
“那天晚上粥熬晚了,赶上的是一号线最后一班。站台上的喇叭好像在喊什么,停运啊、改乘啊,我急着赶车,没听全,进了通道就听不见了。走到岔口,牌子说往右。我走了一年多,一直是往左的。可牌子说往右,我就往右。我想,地铁也修路。那块往医学院的牌子我熟,左下角缺个月牙,天天走过去都要看它一眼。”
他嘴角牵了牵。
“我信牌子。送了三十二年信,我最信的就是牌子。门牌号错一个字,信就送不到。人嘴里说的,十句有三句记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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