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把我按到讲台上,从后面顶进去,抽得讲台上的灰往下掉。他射到我后脖子上,一股一股,白的,跟豆浆一个色。我说你是我儿子。他说他是抱来的。我说抱来的也是我的。他说他要的就是这句。
他把我翻过去,趴到他腿上,抹了豆浆又从后面顶进来,顶了十几下才拔。他说这一回不算账,这一回是改口费。我说改什么口。他说他明天改口,他管芳姐叫爸,管我叫妈,管这张床叫自家床。
两点以后礼堂里的灯全关了,黑着干。豆浆桶空了,油条筐空了,讲台底下有人尿了一滩,热的,顺地砖往下走。
四点半,礼堂外头停下三辆车,车灯把窗户照得发白。
下来四个人,穿一身制服,领头的是个五十上下的女人,手里拿一张单子。
她站在门口,看了一礼堂的人,说马卫东的手术是他们做的,钱是他们垫的,账压了八年,今晚到期。
芳姐裙子还没提好,站在课桌边上。
那女人把单子摊在讲台上,红章盖在日期上,日期就是初八。
她说这席她入了,账她一并收,收身上也行。
我说她收多少。
她说她收一百多口,今晚这礼堂里,一人一份。
她说完,把制服扣子解开一颗,把皮鞋脱了,光脚踩到礼堂地砖上。
她说她跑不了长途,可她这双脚,也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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