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义一本来就不在乎议会到底是普选还是贵族议会，他真正希望的是对国来一次全面的翻盘。日本陆军很清楚，任由国继续强大下去，日本迟早会被国干掉。在远东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存在两个强权，如何压倒国就成了田内阁的唯一目的。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为了能够赢得胜利，可谓节衣缩食，天皇自己都捐钱造舰。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期，战争已经开始立体化，这就需要更多投入。不仅仅是海军，陆军与空军都需要强化。这次可没有首鼠两端的朝鲜可供日本利用，朝鲜内部证据尽管还不够稳定，可谈起日本，朝鲜已经有了极为明确的态度。那就是坚决不能再重蹈覆辙。日本转而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
人算不如天算，日本卧薪尝胆的复仇大业刚开始，大萧条就降临了。田义一不通经济，实在无力解决这个事情。可天皇身边有着天皇自己信赖的巴登巴登三羽乌这样的亲信小集团，裕仁已经下定决心想铲除掉把持日本陆军几十年的长州派。如果田义一真的是想利用普选的方式彻底架空天皇倒还好，偏偏他想走的是借用天皇的名号打造一个上下一心的日本。这下可让裕仁抓住了机会，大萧条沉重打击了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日本经济，天皇1931年2月公开呵斥田义一“根本不懂经济”。
几天后，田义一就因为马上风死在小老婆肚上，日本民间大肆流传着田义一因为遭到天皇训斥，被吓死的传言。
尽管田义一作为长州派大佬是永田铁山等人的死对头，可田义一充分利用普选搞的这套玩意倒是挺符合永田铁山为代表的“统制派”的心思。到了大萧条时期，统制派彻底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路线，他们主张在军部的统制下，不使用武力，而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途径，进行平稳缓进的国家改革。统制派要求建立总体战的体制，并要求加强对军队的统治。
在永田铁山与冈村宁次看来，田义一想通过打败国来确定日本未来的道路没错，所以日本必须卧薪尝胆等待机会。只要能结成一个亚洲的****产同盟，日本与英国美国等国联起手来再来一次“八国联军”，就能够干掉国。那时候作为****产先锋的日本，自然可以在战后分到极大的利益。在达成这个目的的过程，日本必须精诚团结。
想精诚团结，就要弱化国内矛盾，可日本国内基于经济衰退的矛盾是无法弱化的。田义一死后，1931年已经77岁高桥是清在一众人的请求下再次被迫出山执掌日本经济。高桥是清还请了一位助理，就是在垦殖大学担任政治学临时教员，并且在田义一组阁时代的普选当选了东京都地方议员的北一辉。
高桥是清老头上台也是没办法，日本政坛上谁上台都知道自己这一派系解决不了问题，谁上台也得不到其他派系的支持。内阁首相内阁大臣们走马灯一样轮换，只有高桥是清作为大藏大臣，始终屹立不倒。能够被日本上层与国民认同的也只有高桥是清一个人。
以77岁高龄再次当上首相，高桥是清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他先是通过了陆军裁军建议案、为扩大有选举权范围的府县制修正案、少年法案、健康保险法案等众多法案。在当时时局下，高桥内阁是一个既要强化治安也混杂着革新政策的一届内阁。
在经济上高桥是清推行了搞通涨的经济政策。高桥的策略不外是让日元贬值以促进出口、不受金本位约束及发行钞票以增加“流动性”，是结合财政政策、量化宽松和汇价贬值，而面对赤字不是加税筹款而是发行债券。
高桥当时便用这种手法令日元汇价“向下浮动”，从1931年12月一百日元兑四十美元，跌至1933年一百日元只能兑二十五美元。这一年美元脱离金本位，日元稍为回升，企稳于一百日元兑二十至三十美元之间。在约两年间日元兑美元跌了约百分之四十，让日本货物在国际尤其是美国市场“不再昂贵”，出口量急扬。1929年，日本出口达二十一亿五千万日元；受大萧条冲击，1931年跌至十一亿五千万。高桥于1931年落实“高桥政策”之后，日本出口量逐年增加，日本的国家收入（当时尚无GDP的“发明”）增百分之十，消费品物价涨百分之十八而股市“翻一番”。
老政经济学家好不容易稳定了经济，而北一辉在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北一辉此时算是有了足够的背景，终于刊印并且公开发行了他修改后的《日本改造大纲》。在强化社会公平性，限制大资本，扩大小资本的生存，以推动就业方面，北一辉做出了出色的努力，并且得到了成果。这些成果与人民党相比自然是有差距，但是终止自由资本主义的混乱，促进就业，本身就能够提升日本经济与社会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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