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令蒲观水感到遗憾的是，天津的十万北洋军至少有一半都不可能到南边去了。现在这五万人都在工农革命军的战俘营里面从事劳动。向东北提供的军服就有这些人的功劳。纺花织布或许不是北洋军能做到的，可带上口罩弹棉花他们还是能够做得。特别是劳动成果与伙食挂钩的时候。
情报处长很快就总结了天津守军的最新情况，“从10月开始，10万天津守军开小差的有两万多人，干脆投奔咱们的有两万，还有一部分跑来咱们这里请求咱们放他们回家的也有一万多人。总数有近万人。剩下的四万人咱们已经和他们联系过了。有一半以上的愿意回家，剩下的一万多人一半以上想去山西。只有一小部分军官想去冯国璋那里。”
“派人告诉他们，要么就缴械投降，要么就去冯国璋那里。没有第三条路选择。”蒲观水答道，想了想，蒲观水说道：“让李润石同志负责此事。”
李润石此时正在负责北京城南龙须沟的疏通工作。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端，北京在1915年还谈不上缺水。后来的引滦入津也好，或者是更晚的南水北调也好，一来是为了解决城市化导致的供水紧缺，二来也有改善水质的原因。
对于怎么使用北洋军战俘，这一直是工农革命军头痛的问题，好在现在河北战事基本结束。守住了太行山的通道之后太行八陘，逃去山西的段祺瑞也没有能力短期内反击。所以李润石建议“以劳动换自由”。对于北洋军官兵，除了普通甄别之外，还要实施劳动甄别。李润石的观点是，“不经教育就把他们给放了，很可能这帮人就会成为地方上的祸害。难道到时候咱们再剿杀一番么？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划分，社会阶级，这个基础是参与社会劳动的人，是社会的一员。一个孤零零的原始人，别说没有私有财产，就是身上一丝不挂，也谈不上无产阶级。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社会成员。”
蒲观水对这个评价印象很深刻，因为他自己考虑阶级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越过了对方参与社会生产程度的问题。
实际证明，李润石在战俘营管理上相当有能力。五万人的战俘营，一个多月里面就通过组织战俘参与社会劳动的方式将近半的战俘争取到了接受人民党统制的立场上。这近半的战俘提供的消息可就太丰富了。不仅原本隐藏身份的那些军官被抓了出来，对于原本没有隐瞒自己军官身份，但是隐藏了自己以前干过土匪、强盗等行当的家伙也被揪了出来。
河北地方政府建立的时候，需要立威。立威不仅仅是简单的恐吓百姓，更要向百姓证明，人民党有能力管理到真正的地方事物。帮人民讨还血债无疑是重要的一环。把那些曾经胡作非为的土匪在他们作恶的地方绳之以法是最好的办法。
令蒲观水大跌眼睛的是，李润石不仅抓出了土匪，更提出了土匪到底为什么当土匪的问题。土匪们肯定干了不少坏事，不过这些坏事是因为原先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吃喝嫖赌的**，还是因为走投无路起来试图反抗压迫。在反抗过程身不由己的做了些不得不做的事情？李润石认为有必要对此加以甄别。
听了李润石的建议后，蒲观水心里面想，“章瑜这混蛋真的是慧眼识人，这等人才我以前怎么就没有遇见过？不过我就算是遇见了只怕也看不明白。”
所以李润石一个多月内，就火箭般提升，坐上了北京市宣传处长兼市委常委的位置。
在工地上的李润石得到了命令后，二话不说就换了衣服，洗了澡就出发。先是乘坐火车到了天津附近，由部队护送前往天津警备司令部。在李润石赶到天津之前，工农革命军已经联络了天津当地守军。当地守军派遣了卫队“护送”工农革命军信使前往天津。
此时工农革命军已经封锁了天津三个多月。天津本来就是一个消费性城市，本地粮食不足以支持自己的需求。尽管有军队囤粮，可根据工农革命军的情报，这些粮食根本不足以支撑到明年夏收。更别说袁世凯的死，北京政府覆灭，段祺瑞西逃。天津守军没了粮食军饷的补充，他们能够坚持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覆灭，让李润石大感兴趣。
前来迎接的北洋军从军官到士兵倒是都穿了军服，士兵都扛了步枪。军官都佩戴着短枪。不过从精气神来看，这些人已经不再是军人，而是一些穿了军装的普通人。单反军人的专注、解决、机敏，在北洋军身上一点都看不到。他们更像是把当兵当成了一种可以不干活就能拿钱的营生。颇似舞台上跑龙套的那些人的感觉。
李润石没有任何嗜好，就是爱抽口烟卷。他几乎下意识的拿出烟来的时候，这些北洋军官兵的视线都落在李润石手上的烟卷以及打火机上了。打火机当然不可能给北洋军，即便是李润石这等级别的干部，也不可能有钱一次性送出去十几个火机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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