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正淳毫不犹豫的先下了第一个判断，“第一，光复会不是咱们的革命同志，他们是病急投医，光复会根本不相信咱们。”
在1907年12月份的时候，国还没有“职业医闹”。生活里头习以为常的高死亡率让人民百姓都能够比较坦然的接受死亡的事实。救过来，这是医生水平高，救不过来，这是病人命不好。人民群众普遍持有这种淳朴的想法。工农革命军里头的官兵更是不会怀疑军医部门，如果没有救过来，绝对不会有官兵觉得医生不尽力。
而且陈克对医闹从来没有好感，根据地早就颁布了《医疗事故条例》，凡是认为有医疗问题的，可以向医疗管理委员会申诉。但是，到医院闹事的，条例里头明规定，不管有理无理，先拘留七日，以观后效。不相信医院的话，可以不去医院看病，既然到了医院，那就意味着你把命交给医生了。如果这种信任关系都建立不起来，陈克觉得就没必要接收这等病人。
所以整个医疗部门里头一面强调“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一面同样强调“必须建立起码的医患互信关系”。医生也是公民，没理由勒令一部分公民单方面的付出，这种态度不科学。
“哼哼。”有些同志冷笑起来。其他同志对此表示完全的赞同。
“第二，光复会还是满清那种觉得有了权力地位就能拥有一切的旧思想。”黄正淳接下来的判断极为严厉，在根据地里头，如果有人被扣上这个帽，不用说，这个同志绝对就会被调离岗位，进行教育。
医生，特别是西医，都有一个很潜在的共识，不管你是帝王将相才佳人，还是乞丐流氓和尚道士，剥光切开，生理上没什么区别。人生来都一样的观念，在医生的眼里，是一种被“反复验证”的常识而已。医生最容易接受“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这是他们专业领域里头必须坚持的科学态度。若是医生觉得病人身份高，生理结构也会不同于常人，那这绝对是在害人而不是治病。
光复会上下明显缺乏这等理念，越是底层出身的光复会成员，反倒是对人民党的医疗队很尊重。这不光是对救命者的尊重，还有一种相当朴素传统的对知识份的尊重。伤者的地位越高，权力者对知识份的俯视感就越强。各种完全有悖于人民党基本营运模式的事情就不断出现了。
例如，在人民党这里，战场治疗是按受伤级别划分的。假如一名团长受了轻伤，或许在轻伤队伍里头可以先治疗。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正在做重伤手术的医生放下手里的伤者，跑来给团长包扎。这个例是人民党和部队里头广为讨论的一个公共例题。目的是为了分清什么叫做“公平”，同时也要分清楚为什么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到了光复会这里之后，人民党的军医们当然是按照人民党的章程与理念来办事。而光复会是按地位而不是按制度来区分人之间关系的，先送进来的就是一群地位比较高的干部，这些人受伤有些日了，那些贯通伤的伤者甚至伤口已经开始痊愈，甚至有些只是简单的擦伤。即便如此，得知来了西医，这帮人立刻理所当然的跑来要求先治伤。
医疗队队长黄正淳不过二十八岁，在根据地里头已经是“年纪比较大”的同志，他自打在上海时候就跟着人民党，两年多来哪里见过这等“不讲道理”的人。陶成章已经明明白白的把整个军医院全部交给人民党医疗队负责，黄正淳二话不说就按照伤势来区分治疗顺序。
那帮地位较高的光复会干部一开始不知道人民党医疗队的组成结构，所以误以为给他们验伤包扎的是医生，等他们知道这些小娃娃只是群上了医学院不到半年的实习学生之后，矛盾就立刻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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