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真有些复杂呢！阿礼国自诩在华夏游历多年，熟知华夏人情世故，也猜不出军政府该作何应对。
却说编辑又说道：“最近，《民报》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就解决柯拜船坞纠纷提出了建议。其见解非常独到，主张将其改造成一家合资公司，以军政府、洋行为大股东，本地士绅可以凭土地入股，小柯拜若有意，也可以成为新公司的股东。”
阿礼国眼前一亮，觉得此计可行。他知道，《民报》是暨南军政府的机关报，上述建议很可能出自军政府高层的授意。
若把柯拜船坞改组成合资公司，既能妥善解决现有争议，满足军政府、本地士绅、洋行、柯拜家族四方利益诉求，又能为华洋商业合作树立典范，实在是高明之至。
法庭这边，因为小柯拜与军政府民政部次长争论不下，只能宣布休庭，择日再审。法官建议双方坐下来坦诚沟通，争取和解，使船坞能够尽快走上正轨。
华夏都有“息讼”的传统。儒家认为，与伦理相比，法律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应重“礼让”而轻法律，把礼让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手段。
在这种息讼思想的影响下，历朝都希望通过道德礼教，培养百姓道德品质，以达到“休诉”或“不诉”的境界。
封建小农经济下，追求安宁、稳定，避免纠纷是社会认同的普遍心理。“息事宁人”不仅被法官所接受，也受到当事人的欢迎。
而在华夏封建社会，司法审判权与行政权合二为一，行政官员兼任法官，并无专业的法官。
一个冷知识是，华夏封建律例制订得相当严密。譬如满清的《大清律例》，堪称是华夏法律的巅峰，历任刑部官员都对《大清律例》引以为豪。
《大清律例》与《大明律》一样，明确规定官员判案必须引用律令条文，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官员大多是出身清贵的读书人，并不熟悉法律条文。为了规避风险，他们常常选择息讼，甚至强行要求当事人息讼。
封建时代的司法制度，更是一言难尽。刑讯逼供、冤假错案都是屡见不鲜，即便是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这样的仁主，也无力改革司法弊政。
暨南军政府刚入主广州不久，司法审判体系建设仍在摸索前进。司法上，军政府同样主张减少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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