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新修改的章程变动很大，极大的提高了教授的地位。何寅本来有些忐忑，担心杨烜不会批准新章程。
但杨烜深知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如今科技日新月异，洋人的科技又已遥遥领先。华夏想要后来居上，必须尊崇学术科技，大幅提高教授的地位。
杨烜爽快地说道：“学术自由本就是大学的应有之义。大学堂要修改章程，我完全同意。不过，我也有一些建议，供何校长斟酌。
“暨南大学堂是军政府治下唯一一所综合大学，今后将长期作为军政府最高学府。因此，你们要着眼长远，开展理论性、基础性、前沿性研究。
“譬如，西方已经开始研究应用石油、橡胶、电力等新技术。虽然暨南大学堂偏居广西内陆，也应未雨绸缪，开展相应的研究。”
杨烜同意学校由教授自治，何寅自然要投桃报李，说道：“大元帅如此厚爱，我们学堂全体师生也要知恩图报，不负大元帅的殷切希望。”
办新式大学堂，自然需要筹集大量经费。上一次，伍菡带来三十万两白银私房钱，杨烜在教育上用去十万两，仅暨南大学堂一家，就分得两万两白银。
历史上，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总共才花了四万两白银，可见白银的购买力。
这两万两白银看似很多，其实远远不够。大学堂要开展科学研究、创办新式课程，与曾国藩创办内河水师截然不同，是一件极为烧钱的事。
暨南大学堂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来自富绅的捐助、富裕学生的学费。当然，并非每个富绅都很无私，很多捐助都是有偿的：富绅捐一大笔钱，让儿子得以入读大学堂。
吸收富绅捐款，原本反对声音很大。杨烜受“清末新政”启发，力排众议，允许暨南大学堂从富绅捐款中筹集经费。
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清政府进行改革。改革内容与1898年的戊戌变法近似，但更广更深，还废除了千年仕宦之道的科举制度。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清末新政。但彼时中央权威已堕，地方督抚作大，清廷已经无力在全国推行新政，很多新政措施无疾而终。
然而，在教育方面，清末新政可谓成果斐然，不仅废除了科举制度，还兴办了许多新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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