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说南京部的几位大臣，浙江的巡抚和布政使，还有福建布政使，这些南方富庶省份的大佬们纷纷上书，要求革除路引弊政，说是大明之政是士农工商，既然士可以游历天下不需各种书，那农乃是社稷天下的基础，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待遇呢？
对于此事，内阁部出了几个出身西北西南的大臣宿将之外，其余是一边倒的支持这个政策，其大学士严嵩算是其的代表人物。
等到锦衣卫把消息传递上来之后，嘉靖皇帝才哭笑不得的发现事情的真相，现在江南闽粤的手工工场和商行店铺极为的兴盛，本来一个府县里面有五分之一的“雇户”，也就是专门当作雇工来生活的人已经是很了不得了，而且这些人往往还要在城外耕种些零星的土地用来补贴。
自从海上贸易的极度兴盛以来，对于各种货物的产量也是要求越发的高起来，不怕卖不出去，只怕你生产不出来。
府县城镇里面所有能吸纳的劳动力都是被吸收到了手工工场之，事先并没有什么约定，知府，知州，知县各路地方父母官不约而同的对所谓的“街边浮浪之辈”采取了严厉的政策。
衙役们只要是在街上看到，最轻的也是一顿棍棒，地方父老纷纷赞扬，说这是劝导这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辈勤劳养家，当然，地方父老一般都是本地的有钱乡绅，这些人一般都是有不少产业，这些产业里面都是缺少人手。地方有闲人岂不是太浪费了。
在江南，指望农村的出来多少流民去做工并不现实，一来是乡下都是世代传下来的豪门巨绅，占地极广，地方上的农民大多是这些人的佃户和雇农，受到他们的庇护，这么多年传了下来之后，双方不光是地主和佃户的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类似南北朝世家豪门对待族人的态度，轻易不会驱逐或者剥夺佃户的耕地。
再者江南土地肥沃，虽然田赋也是天下最重，可农民们剩到自己嘴里的还算是不错，最起码吃饱问题不大。和北方的农民遇到些风吹草动的天灾**，就活不下去不一样。农民们是最不愿意离开自己相依为命的土地，可是手工工场和各种工商业需要人手劳力，这是极为巨大的矛盾。
常有人的笔记言道：本代刑法之酷烈胜于暴秦，常常是一点小罪农民就会被剥夺种地的权利，流落街头，然后被“不许浮浪”的规条和鞭逼去做工。
偏偏国的农民大部分还是朴实善良的，轻易不会有什么错误非得要官府解决，这下许多人把眼光投向了贫穷省份，他们总是这么想，如果是把路引之类的政策革除，那么江南的需要人手的各行业靠着工钱和鱼米之乡的美誉，一定可以吸引大批的人过来做工。这就是各级官员为什么如此积极的上书革除路引之政，而且内阁部的大部分大臣还非常支持的道理。
不过，他们这么想，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出身的官员可未必愿意，他们那里也就是西安府，成都府还有昆明府有类似江南的情况，其余绝大部分都是靠天吃饭的种地为生，若是开了路引，想必人们都是朝着富庶之地流动，若是田地无人耕种，地方上民生凋敝，那自己岂不是要被家乡父老指着脊梁骂街。
这看起来倒好像是现在那些为了自己的选区争取利益的议员们，不过根上有许多的不同，天下间不管是大明还
，倭国，大凡是官场都有各种各样的派系存在，比如场就是由同乡，同年之类的划分，其最重要的就是同乡，往往一个官从科举或者什么别的途径进入仕途，他最亲近的就是同为乡亲的那些官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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